韩国宣教运动

原作者按：本文基于第四届洛桑大会的会议议程

2024年9月，第四届洛桑大会在韩国仁川举行。本次会议标志着洛桑运动诞生五十周年，因为他们的第一次官方聚会，即首届世界宣教大会，是在1974年的瑞士小城洛桑举行。

自那次全球基督徒聚会之后的五十年里，全球基督教的面貌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很多学者，特别是菲利普·詹金斯（Philip Jenkins），就指出基督教世界的重中之重已经从全球北方转移至全球南方。

基督教在多数世界中的前所未有进展，塑造了21世纪基督教信仰鲜明的全球特征。

韩国被广泛认可为当代最重要的宣教力量之一。在最近召开的第四届洛桑大会期间，有一场晚间会议专门对韩国教会的历史及从他们身上可以吸取到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讨论。

很多与会者都惊奇地了解到，上帝是如何将这个国土面积狭小、世人不为所知，还饱受过战争和贫困摧残的国家转变为一个经济实力雄厚、文化影响巨大的国家，使其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的传教士差派国。

特别是，来自多数世界的代表们从中受到很大的鼓励，因为他们寻找了展现福音大能能改变个人和社会的真实历史事例。如果上帝在一国做出了这一奇妙工作，那么他一定也能在世界其他地方做出同样的工作来。

决定时刻：1907年平壤复兴

如果说单一历史事件塑造了韩国教会的特点，那么未免有些夸大其词了。但是，1907年的平壤复兴无疑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因素。从历史上来说，平壤复兴并非是一场孤立事件，而是1903年至1910年朝鲜半岛上新教会实现一系列复兴的一部分。

那时还是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战争和饥荒满地，也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来自卫理会（中文下称“监理会”）的美国传教士罗伯特·哈迪（Robert A. Hardie）于1903年在元山点燃了复兴运动的第一束火花。这场运动在不久之后的1906年扩展至长老会。

1907年1月，平壤复兴在平壤中央长老会的一堂查经班上达到最高峰。在场人员感受到圣灵的同在，对罪感受到非同一般的确信；他们开始为像偷盗、通奸、一夫多妻和拜偶像等个人的罪进行公开忏悔。

平壤复兴运动的主要领袖并非是西方传教士，而是一位名叫吉善宙（Sonju Kil）的韩国牧师。后来，这位牧师成为1919年韩国独立运动三一运动的关键领导人之一。

复兴运动在平壤的教会和居民区中成果显著，以至于后来这座城市被称之为“东方耶路撒冷”。

平壤复兴以多个方式对韩国基督教产生了持久影响：

其一，平壤复兴强调信徒必须经历内心变化。从那时起，在韩国，成为基督徒不仅意味着要在思想上认同基督教教义，更是意味着信仰涉及到个人皈依经历。

其二，平壤复兴带来了重大社会改革，比如宣传平等和和解。韩国传统意义上严格的社会阶层和性别界限变得模糊，西方传教士开始视韩国信徒为传福音上的同工，而非仅仅是需要家长式指导的人。

其三，平壤复兴推广了一些信徒实践，比如晨祷会、集体发声祷告和查经聚会。现在，这些复兴运动家们的做法已经成为韩国几乎所有教会的标配，甚至可说是一大基础，无论教会属于何宗何派。

韩国福音派：从复兴走向宣教

所谓“福音派”是个松散的专业术语，不是某种意识形态或基本教义。这个词通常指的是一众经历性、发展式及跨宗派的基督教运动，其深植于18世纪的两次宗教复兴：大觉醒运动（Great Awakening，关联人物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和福音派复兴（Evangelical Revival，关联人物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

今天，尽管在神学上和信仰实践上存在显著差异，但福音派仍将自己定义为视圣经为终极权威的基督徒，强调皈依经历和依据灵性改变了的生命，提倡为拯救他人而进行传教和传福音。

基督教历史已经证明，复兴与宣教之间是存在直接关联的。复兴为将福音带给那些从未听闻过福音的人的行为提供了理由和能量。

著名历史学家安德鲁·华尔斯（Andrew Walls）称呼现代宣教运动为“福音派复兴的秋之子”。基督教历史上其他的事例还包括德怀特·莱曼·穆迪（D.L. Moody）的传教运动和在英国及美国兴起的学生传教运动。这样的例子也发生在韩国教会之中。

1907年，也就是平壤复兴的当年，韩国也发生了另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件：首批韩裔长老会牧师被按立。这批人有七位，全部都毕业于平壤神学院。

其中之一就有吉善宙，也就是平壤复兴中最为知名的人物。另一位是李基丰（Kipoong Lee），他自愿前往半岛南海岸的济州岛进行传教。

李基丰在济州岛上创建了岛上第一间教会，其宣讲的福音在地理上和文化上都远远超出了边界限制，传到了岛外人群的耳中。美国传教士威廉·雷诺斯（William Reynolds）这么报告说，“作为一间传教教会，韩国长老会向世界展开了它那蓝色的旗帜”。

1909年，韩国长老会按立了第二批韩裔牧师。在这批九人当中，崔宽赫（Kwanheul Choi，音译）被委派为去到西伯利亚海参威的传教士。下一年，韩国长老会发起了全国性传福音运动“百万灵魂运动”（Million Soul Movement），目的是向一百万人传福音归主。

1912年，韩国长老会正式成立总会，当时决定向中国先贤孔子的故乡山东差派三位韩国牧师，此举标志着韩国长老会的传教属性。

青年宣教运动

在经历了1970及80年代的民主化和工业化之后，韩国出现了令人瞩目的福音派青年宣教运动。通过大规模福音聚会，包括具有历史意义的1973年葛培理福音布道会，韩国教会再次获得了属灵之力。

1980年代末，韩国年轻福音派受1974年洛桑信约中说明的上帝之使命的全面性深刻启发，开始被上帝的呼召吸引，超越自身社会、文化和地域限制，为神国服务。

他们乐于去到受圣灵引领的地方，宣讲和展示福音的大能，为个人及社会带来全面改变。

青年宣教运动的顶峰是韩国宣教大会（Mission Korea Congress），为两年一次的大学生和年轻成人的宣教大会。大会建立于汉城奥运会开幕的1988年。自那时起的几十年中，韩国宣教大会一直都是一股重要的推动力，增强了无数年轻福音派的能力，动员他们参与到全球宣教中来。

参加大会的人数一直在不断增加，从1988年的664人增加到1996年6300人。参加这一时期大会的人，有超过一半投身于外国宣教事业。随着年轻传教士候选者的不断涌入，韩国传教士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多。

促成韩国传教士人数急速增长的因数有多个。其一为，韩国基督徒高度重视圣经。他们认为圣经是生活和信仰的唯一且最高权威。

大使命是对所有耶稣门徒的最高呼吁这一说法得到了广泛接受。其二为，韩国教会保持着慷慨和牺牲奉献的传统，特别是出于宣教的理由。

韩国第一间新教会苏莱教会（Sorae Church）是由韩国基督徒捐资建造而成的。美国传教士霍瑞斯·格兰特·安德伍德（Horace G. Underwood）看到贫弱的韩国人为了捐建教会和基督教传教事业而作出如此之巨大的牺牲，不胜惊讶。

其三为，经济增长和韩国与几乎所有国家保持外交关系（译注：随着叙利亚新政府与韩国建交，目前唯一未有与韩国建交的国家就是朝鲜）等实际现状，有助于韩国人在世界上开展传教活动。根据亨利护照指数（Henley Passport Index）的排名，韩国在2024年《全球护照能力排行榜》（global passport power list）名列第三位，也就是持有韩国护照的人可以以免签形式前往其他191个国家。

挑战和未来前景

但是，在过去二十年中，韩国教会却经历了停滞甚至衰落，其原因包括了世俗化、年轻世代对宗教的态度越发冷漠，以及一些巨型教会频发丑闻。

韩国社会对韩国教会公信力的信任度也在下降。一些用来形容韩国基督教的关键词有“排他性”、“物质主义”、“假冒为善”和“自私”。此外，新冠大流行也给韩国教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在大流行期间及之后，很多教会陷入困境，每周礼拜的出席率下降，定期参与其他事工的人员在减少。而由此带来的财政捐款减少使得一些教会无力再维持之前对海外传教士的支持力度。

在第四届洛桑大会准备期间，如李在勋（Jaehoon Lee）和柳基圣（Kisung Yoo）等具有影响力的韩国牧师呼吁基督徒为韩国教会的悔改和复兴而祷告。

2023年7月，来自不同宗派和地区的430间教会的一万名基督徒聚集在松岛会议中心（Songdo Convensia），也就是后来第四届洛桑大会的会场，为即将召开的大会和韩国教会的复兴作祷告。

那次聚会的参与者一致认定，如果不为信徒个人和教会的属灵复兴作联合祷告，则大会对于韩国而言是毫无意义可言的。

他们承诺每天都派代表为参加大会的各国进行祷告。在韩国教会内部，这种基层祷告运动是推广和宣传洛桑精神的关键。

韩国洛桑委员会的高层强调说，第四届大会不应当是韩国教会在全球教会面前欢庆其宣教事业之功绩的时刻。正相反，大会应当是韩国基督徒进行反思、悔改和向全球基督的肢体进行学习的时刻。

这种态度塑造了韩国代表在第四届大会上透明、诚实和谦逊的发言基调。韩国教会的领袖们不再断言称韩国教会必将且应当在完成大使命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如《开普段承诺》正指明的那样，“没有任何一个种族、国家或是大洲，可以宣称唯独自己拥有特权去完成大使命”（译注：选取自洛桑运动对于《开普敦承诺》的官方中文版）。

全球宣教事业属于上帝的主权；我们只是用来展示上帝那超越一切之大能的陶器，他的恩典可让万物得以更新。

原作者文大元（Daewon Moon），为韩国大邱东新教会（Dongshin Church）的主任牧师。他任职于全球洛桑、韩国洛桑、韩国世界宣教协会（Korea World Missions Association）和全球宣教团契（Global Missionary Fellowship）的多个委员会之中。
文大元获得过戈登-康维尔神学院道学硕士学位、波士顿大学世界基督教博士学位。他著有《非洲倡议和东非复兴中的启示》（African Initiative and Inspiration in the East African Revival，Brill 2022）一书。
本文原载于《洛桑运动全球分析》2024年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