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约翰·霍利迪回忆曾祖父——来华宣教士麦都思带领中文圣经翻译的故事

编者按：
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英国来华传教士，因其在19世纪对中国做出的深远贡献而闻名。他在教育、印刷、翻译等方面留下卓越成就，尤以其主导翻译的委办译本（或代表译本）《圣经》（Delegates’ Version）最为著名。这一采用文言文风格的经典中文译本，由麦都思带领一批传教士翻译而成，被广泛使用长达七十余年。

继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与米怜（William Milne）之后，麦都思是最重要的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LMS）宣教士之一，麦都思于1816年开启在亚洲的宣教旅程，辗转东南亚传教近20年后，他于1843年获准来到中国，并迁居上海。麦都思在上海创立了传道会的传教中心——上海墨海书馆（the Shanghai Mission Press），出版圣经、福音单张和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的著作，并共同出资建立了上海第一家西式医院。他精通汉语与马来语，编写了汉英词典，著有《中国的现状与传教展望》（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等大量著作。

2022年，麦都思的曾孙约翰·霍利迪（John Holliday）出版了《航向使命中国：麦都思的一生英国宣教士麦都思与东西文化交流》（Mission to China: The Life of Walter Henry Medhurst）一书，详述了曾祖父40年间辗转亚洲、深入华人社区的宣教事迹。英国《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写道：“这本书详细介绍了一位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的生平和成就，人们至今仍能感受到他对现代世界的深远影响”。在接受《China Christian Daily》（简称CCD）专访时，霍利迪分享了他的书，以及麦都思在中国和华人华侨中的宣教工作。

CCD：能否先请您介绍一下自己和这本书？
约翰·霍利迪：我出生于英国伦敦郊区，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生活了近四十年。两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带着我和哥哥搬去和外祖父同住。我的外祖父名叫乔纳森·贝茨（Jonathan Bates Jr.），他母亲是麦都思夫妇的女儿奥古斯塔（Augusta）。从小我就常听到关于麦都思的故事，家中还有许多中国工艺品。我记得小时候玩过一个带有象牙小人的木制宝塔。

退休后，我开始写作，我的第一本书是关于我商业生涯的回忆录，内容涉及我在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三地的工作经历。我非常享受这一写作经历，所以想要为某位比我成就更大的人写传记，于是便想到了我的曾祖父麦都思。

CCD：您最初是受什么启发，想要写这本关于麦都思和他在中国的宣教工作的传记？
约翰·霍利迪：在来中国之前，麦都思已经在东南亚华人社区中生活了二十年。雅加达万圣堂（The All Saints Jakarta）是当地最古老的英语机构，最初由麦都思建立，1832年，他还创建了帕拉帕坦孤儿院（Parapattan Orphanage），两者至今都仍在运营。我有幸为帕拉帕坦奉献建立了一座图书馆，他们将其命名为“麦都思图书馆”。这些成就表明，麦都思的一生值得被记录，我便立下心志撰写此书，作为我的使命。

CCD：麦都思在来到中国前在东南亚生活了几十年，是什么促使他坚定不移地向中国人传福音？根据书中的描述，伦敦传道会最初想为马六甲雇佣一名印刷工，但麦都思却决心成为传教士，到中国传教。
约翰·霍利迪：麦都思于1796年在伦敦出生，少年时代在格洛斯特度过。他父亲经营一家公馆。他最初在伦敦著名的圣保罗学校接受教育，但在1810年因家庭经济问题辍学，由母亲介绍至《格洛斯特先驱报》学习印刷。

青年时期的麦都思是格洛斯特有名的滑头，对上帝没有敬畏之心；他热衷戏剧和舞会，是派对的活跃分子，其行为举止很难让人想象到他未来会成为一个传教士。是哥哥威廉促成了麦都思由内而外的转变。他劝说麦都思去格洛斯特的独立礼拜堂听威廉主教布道。主教的布道能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与麦都思的性格密不可分，他一旦决定做某件事，就会坚定地投入其中。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在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和查尔斯·卫斯理（Charles Wesley）、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field）等早期领袖的领导下，福音派运动兴起。作为一个多元化的群体，一些福音派基督徒走在废除奴隶制、监狱改革、建设孤儿院、建立医院和创办教育机构的前沿，而另一些基督徒则通过伦敦传道会等组织向世界伸出援手，向世界各地派遣传教士。

1812年10月，麦都思参加了伦敦传道会在布里斯托尔召开的一次集会，会议旨在建立一个支持该组织的团体。据麦都思的女儿说，正是从那时起，麦都思“激起了成为传教士的热情，并立志一有机会就前往中国”。


麦都思

1816年初，伦敦传道会急需一位印刷工加入马六甲的传教团。该地已建立了一个传教中心，目的是为中国开放边境后派遣传教士做准备。毫无疑问，伦敦传道会在麦都思身上看到了传教士的潜质，但因当地迫切需要一名印刷工，他已没有时间进一步学习并被授予圣职了。于是，1816年8月30日，麦都思离开伦敦，先赴马德拉斯，再安排另一艘船转往马六甲。

26年后，外国人才被允许进入中国。在此期间，麦都思在马六甲由米怜按牧师资格进行按立成为牧师，并随后被差往槟榔屿传教，后又应要求接管了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新设的传教团。

CCD：麦都思的语言能力非常出色，精通多种汉语方言，并翻译了多部基督教经典。在他的传教策略中，语言究竟有多重要？他的翻译工作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约翰·霍利迪：麦都思抵达马德拉斯时正值季风季节，这让他不得不等待三个月才能前往马六甲。他写信告知伦敦，他从加尔各答获得了一本中国语法书，并开始自学中文。他的热情如此高涨，以至于在船上花时间自学希伯来语，并能阅读希伯来语版《创世纪》的大部分内容。

麦都思对语言的热爱，可能也成为了他吸引当时住在马德拉斯传教会的一位年轻寡妇的因素之一。寡妇贝蒂·布劳恩（Betty Braune）的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印度本地人。在麦都思于马德拉斯短暂的停留期间，两人互生情愫，于1817年5月19日在传教士礼拜堂成婚。结婚次日，麦都思夫妇和贝蒂的儿子乔治便共同启程前往马六甲。贝蒂的多语言背景——她会说泰米尔语、泰卢固语、马来语、汉语和英语——让她能够深入当地社区。无论他们走到哪里，贝蒂都为成功宣教做出了巨大贡献。

1836年，麦都思与Choo-Tih-Lang在巴达维亚的谈话，旁边侍立着一位马来男孩。（图：纽约公共图书馆）

CCD：麦都思在上海宣教会的建立和成长过程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麦都思大楼”（今泰兴大楼）曾在上海闻名一时。
约翰·霍利迪：麦都思在巴达维亚，也就是今天的雅加达度过了近二十年。伦敦传道会定期派遣新任传教士与他共事。麦都思在雅加达建立了教堂，现在的雅加达全圣堂便是从当时的教会发展而来的，同时他还创办了帕拉帕坦孤儿院。夫妇共育有十名子女，但遗憾的是，仅有五人成年。1838年，麦都思夫妇回到英国，为伦敦传道会进行巡回演讲，并出版《中国的现状与传教展望》一书。这以后，麦都思携其子——在英国接受教育的麦华佗——返回亚洲。他还带着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医生一同返回亚洲，以在下一个传教中心建立医疗诊所。后者与其子继续前往澳门学习汉语。

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对外开放五口通商。马礼逊与米怜去世后，麦都思成为了伦敦传道会中最资深的传教士，他选择与新招募的朋友雒魏林一起在上海建立传教会。此时，麦华佗（麦都思之子）已被任命为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翻译员，并协助领事馆在上海老城墙外为传教中心选址。

麦都思最杰出的才能之一，是他卓越的沟通能力——无论是口头表达，还是借助印刷品进行书面传播。他善于传达自己的思想而不激怒听众，这种方式常常使他对道教和儒家思想的了解，甚至不亚于中国人对基督教的认识。尽管他并未声称通过这些交流带来过归信者，但他分发的书籍和小册子，都会被接收者保留并阅读。他在向中国人传递信息的同时，也将有关中国的信息传回了美国和英国。纽约大学为此授予麦都思神学博士学位，以表彰他的贡献。

麦都思为日后的巨大成功奠定了基础。自1853年起，中文委办译本《圣经》被大多数新教教会广泛使用，直到1919年《和合本圣经》的出版。如今的上海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其现代化的市中心起源于最初的公共租界，而麦都思正是这一租界的首批议员之一。他与雒魏林共同创办的中医院，后来发展为中国最大的医院之一——仁济医院。上海墨海书馆在中国首次使用了铅字印刷，而他引进的首套中文铅字字模，对中国社会的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

麦都思的宣教工作也因其成长于启蒙运动这一背景而得到进一步拓展。这使得他在传讲福音的同时，也注重传播其他改善人类生活的信息，包括更好的医疗、教育，以及对人权的尊重。从这一切来看，我认为麦都思的确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CCD：麦都思的宣教工作对后来的新教传教士，尤其是上海传教群体早期的发展，有怎样的影响？
约翰·霍利迪：上海传教中心后来成为伦敦传道会以及其他机构——如美国公理会海外传教委员会——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在麦都思在中国的最后一年，一位年轻的英国人从英国来到中国。虽然他不是由伦敦传道会差派的，但他最初住在传教中心。这个人就是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他后来在中国度过了长达51年的宣教生涯，接管了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所创立的组织，并将其发展为中国内地会。

CCD：根据您在书中提到的，麦都思与马儒翰（John Morrison），也就是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之子有着长期的交往。他去世的时间，恰好与马礼逊逝世相隔五十年，这也是一个巧合。您能进一步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约翰·霍利迪：马儒翰出生于澳门，后来继承父亲的职位，成为英属东印度公司的中文秘书，并继续负责《圣经》的翻译工作。他还与麦都思以及郭实腊合作，完成了他们第一部中文圣经译本的翻译。可惜他于1843年在香港去世，年仅29岁。

麦都思与米怜之子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的关系更为长久。当威廉的母亲瑞秋·米怜（Rachel Milne）在马六甲去世时，年仅四岁的他曾由贝蒂照顾。因此，当美魏茶于1843年以伦敦传道会新任传教士的身份抵达香港时，与麦都思一家重逢，宛如家人团聚。随后麦都思和美魏茶一同离港，途中遭遇风暴，船只残破，艰难抵达马尼拉，麦都思后设法搭上一艘荷兰船返回香港。后来美魏茶也成为《委办译本》的译者之一。

CCD：麦都思的妻子贝蒂在宣教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她在出版与教育工作方面给予了哪些支持或产生了哪些影响？
约翰·霍利迪：贝蒂在亚洲出生和成长，因此能轻松地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她的个人经历也激励她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人。和麦都思一样，贝蒂是一位语言天赋出众的人。据我们所知，她能用马来语和中文交谈，除了英语之外，她还会两种印度语言。贝蒂常常参与伦敦传道会在各传教站设立的学校管理工作。

此外，她一共生育了10个孩子，但由于当时的生活条件艰苦，只有5个孩子得以成年。

CCD：您希望人们如何记住麦都思？
约翰·霍利迪：在调研过程中，我亲自前往他曾到访的地方，这让我感到非常有趣。我曾雇佣一位中国研究生，帮我寻找麦都思当年在中国内地化装成中国人、远行两个月期间去过的地方——当时外国人只被允许进入五个通商口岸。这次旅行中，他要么乘船要么徒步，很少骑马，主要是为了了解他所感兴趣的中国及其人民。

如今有机会亲自走访这些地方，我感到十分兴奋。我曾前往印度金奈的一座教堂——1817年，麦都思与贝蒂就是在那里举行婚礼的，当时是一个主日，教堂里座无虚席。那位圣公会的牧师邀请我走上讲台，那一刻我非常激动，亲身感受到这座教会仍然充满活力。教会成员非常友善，我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不久前我也去了雅加达的教堂，那里旧时的传教士公寓正在被重建为“麦都思之家”——许多传教士在前往开放通商口岸的中国之前，都会在此停留。

CCD：如果麦都思今天还在世，他会对我们说些什么？
约翰·霍利迪：世界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他恐怕很难认出如今所取得的发展成果。但我相信，他会为基督教今日在中国依然坚固并持续发展感到自豪。

CCD：麦都思去世后，他的家庭境况如何？
约翰·霍利迪：1856年9月12日，麦都思离开上海，最终于1857年1月21日抵达英国。当时他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抵达伦敦三天后，即1857年1月24日，他就与世长辞了。

麦都思一生并未注重为家人提供经济保障，似乎伦敦传道会起初也并未主动为其遗孀贝蒂和女儿奥古斯塔提供生活保障。香港维多利亚教区的主教曾致信呼吁伦敦传道会给予支持，这封信被英国报纸转载。之后，伦敦传道会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帮助，同时也促使其他一些基督教团体伸出援手。在华经商的一些朋友也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186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贝蒂和奥古斯塔当时与一位已经回到英国的年长子女同住。贝蒂于1874年在德文郡去世。

奥古斯塔后来嫁给了诺福克的一位教堂牧师——乔纳森·贝茨（Jonathan Bates）。他们育有两个孩子，分别是乔纳森和薇奥莱特。其中乔纳森是我的祖父，我小时候曾与他生活在一起。可惜他的父亲，也就是乔纳森牧师，在孩子三岁前就去世了。奥古斯塔此后没有再婚，最终与儿子乔纳森同住，1926年去世。

CCD：您曾到访过中国吗？
约翰·霍利迪：我曾去过两三次上海，还去过景德镇——那是中国著名的瓷都。如今的上海是一个大都市，很难想象当年麦都思和贝蒂居住在那里时的样子。但在我写作期间，我还是能从街道布局上辨认出传教中心的大致位置。

CCD：您对中国的基督徒有什么话想说？
约翰·霍利迪：我是在圣公会家庭中长大的，小时候我们全家都参加英格兰圣公会教会。我在加拿大与我的妻子科琳相识并结婚，她是天主教背景。我们是在澳大利亚联合教会举行婚礼的——这是由卫理公会、长老会和公理会合并而成的。所以我们接触过许多基督教不同教派的传统。我对中国基督徒的祝愿是：你们能够像我一样，在所生活的地方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信仰和敬拜方式。愿上帝赐福你们。

新闻翻译自：《China Christian Dai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