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胜过维京劫掠者

原作者按：
《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基督徒，他们被一大群“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NRSVA译本）。自那时起，这朵“云彩”不断壮大。在本专栏每月一期的文章中，我们将回顾过去两千年中那些构成这朵云彩的人物与事件——正是他们塑造了今日基督教教会的共同体。

“主呀，请救我们脱离北方人的怒火”

根据广为流传的传统，在九世纪维京劫掠加剧的时候，不列颠各地教会和修道院曾经念诵过这样一段祷告：“A furore Normannorum libera nos, Domine”（拉丁语，“主呀，请救我们脱离北方人的怒火”）。但是，历史并无留下证据证明这一特定祷告在当时有明确使用。

尽管如此，有证据显示，在同样遭受维京袭击的欧洲大陆，某篇应答圣咏（antiphony）中确实包括如下字眼：“Summa pia gratia nostra conservando corpora et cutodita, de gente fera Normannica nos libera, quae nostra vastat, Deus, regna”，翻译过来为：“至高而圣洁的恩典啊，求你保护我们和我们的子民，上帝啊，救我们脱离那摧毁我们疆土的北方蛮族。”

这段文字传达了同样的恐惧和哀叹，反映出维京人对基督教城镇和宗教团体所造成的毁灭。

维京劫掠对英格兰的破坏

每位受过教育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无论是修士、修女还是贵族——应当都能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听到林迪斯法恩（Lindisfarne，即今天诺森伯兰郡）修道院在793年遭受斯堪的纳维亚维京人洗劫时的情景。

林迪斯法恩修道院位于诺森布里亚王国北部海岸之外的一条堤岸的尽头，是当时属灵、文化和学术重镇。它以圣洁修士卡斯伯特（Cuthbert，约634年-687年）——他后来成为该修道院的院长、主教，还被尊为诺森布里亚的主保圣人——而闻名。此外，八世纪的文学及艺术瑰宝《林迪斯法恩福音书》（Lindisfarne Gospels）也是这座修道院里完成的。

然而，793年，这个地方被彻底毁灭。诚然，将不同时代的历史事件做简单类比往往存在很大的风险，价值观、思想和世界观总不能轻易地跨越时空。但是，793年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人而言，无疑是一场九一一式的震撼时刻。

远在今天德国亚琛的法兰克强权君主查理曼的宫廷中，一位来自诺森布里亚的教士、学者兼教育家阿尔琴（Alcuin）为我们留下有关这次袭击唯一重要的当时的记述（因为同样著名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直到880年代才成书）：

“近350年来，我们及我们祖先一直居住在这片最美丽的土地上，此前从未有过如此恐怖的事情临到不列颠头上——我们竟然遭到异教民族如此蹂躏，也无人意料到大海上能发动如此突袭。看呐，圣卡斯伯特的教堂洒满了上帝祭司的鲜血，所有圣物被劫掠一空；这片比不列颠任何地方都要神圣的地方，竟沦为异教之民的猎物。”

当时的基督徒视此事件为《耶利米书》1：14预言的应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面向南倾倒’。”这或许启发了阿尔琴在同一份书信中提到：约克教堂北侧曾有血雨从晴空降下。在他看来，这预示着“北方将有血的惩罚临到我们的民族”。

他认为，这是上帝对社会罪恶的审判。阿尔琴列举的罪行包括：模仿北方异教徒的发型、奢华的服饰，以及因统治者聚敛财富而导致平民贫困。以后世的眼光来看，他所指的790年代社会罪恶，似乎并不比其他时代更甚。但他依然将其解释为“神的惩罚”——这种解读在基督教历史上每逢灾难时屡见不鲜。

在同年（793年）致林迪斯法恩主教希格巴尔德（Higbald）的第二封书信中，阿尔琴再次陷入解释的困惑：为何“圣卡斯伯特与众多圣徒竟不能守护自己的家园？”他最终还是归因于“此事并非偶然，而是罪有应得”。他强烈建议主教反省自身和社群可能犯下的罪，作迅速悔改。

尽管依据成书较晚的史料（《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但维京人第一次出现在英格兰其实并非始于793年或北海沿海，而是789年的多塞特郡波特兰。不过，无论第一次袭击的确切时间如何，到890年，不列颠群岛（连同西欧西北部众多社区）已经陷入日益加剧的袭击浪潮。这些劫掠行为甚至远及西班牙、葡萄牙和西地中海地区。

后来的维京人更是利用今天俄罗斯和乌克兰境内的河流系统，袭击君士坦丁堡及里海沿岸定居点。一份伊斯兰情报报告甚至提到，他们骑着骆驼出现在巴格达！到了公元1000年，斯堪的纳维亚探险者已经抵达北美，维京时代的冲击可以说是遍及全球。

865/866年，《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一支“micel hæðen here”（异教徒大军）在东盎格利亚登陆。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们摧毁了除威塞克斯之外所有的独立盎格鲁-撒克逊王国（麦西亚王国沦为维京傀儡国）。在东米德兰兹，新民纷纷建立起新的维京小王国，约克与东盎格利亚也成为维京王国的属地。随着精英阶层的土地掠夺，大批底层的斯堪的纳维亚移民涌入英格兰东部广大地区。根据1086年《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的记载，约克郡东瑞丁地区48%的地名有其斯堪的纳维亚渊源，林肯郡与诺丁汉郡也呈现类似趋势。

最终，威塞克斯发动反击，在十世纪击败并吸纳了九世纪建立的维京社群，成为统一英格兰王国的主导力量。

早期维京劫掠有多个原因：斯堪的纳维亚人口增长；败者在当地王国建立过程中被驱逐；气候变化扰乱农业生产；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变动导致贸易白银流动中断，促使劫掠者转而抢夺贵金属。此外，法兰克帝国在政治和宗教政策上都具有扩张性。一个基督教超级大国在其边境崛起，似乎激起了仍在信奉异教的丹麦社群的防御性反击。

我们习惯将西欧修道院遭袭归咎于劫掠者觊觎无防备社群的便携财富。但最初百年时间里的袭击或许还包括意识形态上的动机：即针对法兰克人及其基督教邻邦的信仰体系本身发动攻击。这个观点极具争议，但或许意味着：大量修道院被劫掠的记载，并非仅仅因为修士掌握书写权，而可能确实存在着一场宗教冲突——一场“文明的冲突”，基督教圣像和文献宝库因此被劫掠焚毁。

无论如何，破坏是巨大的。东盎格利亚（中世纪人口稠密区）的教会档案似乎已经全毁，后世文献不见其踪影。842年，三大贸易中心遭袭：英格兰的伦敦、罗切斯特（肯特）和欧洲大陆的昆托维克（Quentovic）。此后的袭击越演愈烈。沿海城镇和修道院尤为脆弱，但维京人也借助河流和缴获的马匹深入内陆。混乱中，英格兰多地教区组织几近崩溃。

在一部重要的文献中，也就是威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在890年至895年间亲自撰写由他监修的《牧灵关怀》（Pastoral Care）译本的序言，这位国王回顾了维京战争造成的生灵涂炭：“我还记得，当一切尚未被焚毁劫掠之前，英格兰全境的教堂无一不充满珍宝和书籍…”一封约883年至886年间兰斯大主教富尔克（Fulk）致阿尔弗雷德的信件援引后者早先记述：盎格鲁-撒克逊教会“已经在多方面沦为废墟”，主因即“异教徒频繁入侵和袭击”。随着教育中心和图书馆被毁，岛上拉丁语水平急剧下降。

历史的复杂成因

历史往往比表象所见更为复杂。维京战争充满了出人意料的细节，考验着史学家们的批判能力。

首先，阿尔琴那份出离愤怒的第二书信正是写给林迪斯法恩主教与修士群体的——可见793年的袭击并未终结该地的修道生活。十世纪中期的史料（《圣卡斯伯特传》，History of St Cuthbert）指出，直至830年至845年间，圣卡斯伯特的遗骸才从林迪斯法恩迁至特威德河畔诺勒姆（Norham-on-Tweed）。此举似乎伴随着林迪斯法恩教堂主体建筑的大规模拆除。但事件发生在793年袭击两代人之后，虽然可能受九世纪维京活动加剧的影响，但也可能是因为修道院获得内陆地产而主动迁移。

到了875年，该社区重返林迪斯法恩，并在同年再次迁离——这一点常被现代叙述所忽略。修士们流浪七年，最终定居在切斯特勒街（Chester-le-Street）。他们在新地方的庇护者，竟然是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维京丹麦裔国王。此处成为圣卡斯伯特遗骸的安放地，直至995年再次遭到维京威胁。于是乎，遗骨再迁至里彭（Ripon）并最终至达勒姆，至今仍在。

近年对爱尔兰维京袭击的研究显示：795年至820年间113次修道院袭击中，仅26次由维京人发动。作为对比，其余多由爱尔兰诸王袭击本国修道院，或是由敌对宗教社群的僧侣所为。我们不难预料到，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恐亦如此。文化宝藏——包括基督教遗产——的毁灭，并非维京异教徒所独有。奴隶掳掠并非只是斯堪的纳维亚袭击者们的专利。

尽管我们经常（这点可以理解）将维京袭击想象为盲目的暴力，但其背后常常存在精密计算。这并不能减少受害者的苦难，却能提醒我们：谋定而后动。阿尔琴曾经向英方通信者承诺，将通过法兰克人脉赎回被掳修士——他在暗示存在外交暗道，也表明维京人视劫掠为有利可图的“体力型自由买卖”。

一部出自肯特、现藏于瑞典王家图书馆的精美福音书（《斯德哥尔摩金典》，Stockholm Codex Aureus）含有约850年的一段铭文，记载此书如何由萨里（或肯特）郡长（ealdorman）阿尔弗雷德及其妻韦尔伯（Werburh）以黄金从维京人（“异教军”）手里赎回，并献予坎特伯雷基督教堂高坛，重归基督教使用。这表明劫掠者深知其货币价值并加以利用。同样，有证据显示，维京人经常在基督教节期进行袭击，以最大化掠人为奴的机会。

部分史学家认为，对于基督徒而言，维京暴力的关键要素为它的“异教性质”，并非其规模本身。另一种冲击来自他们的海上突袭特征。当时，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习惯向杀害族人的敌人复仇或索偿。这种机制在面对陆上作战的盎格鲁-撒克逊军队时运作顺畅，但来自海上的入侵者彻底颠覆了整个体系——如果无法定位敌人的基地，如何复仇或索偿？正是这种“不守规矩”的特征，再加上他们的异教身份，加剧了袭击引发的恐怖和焦虑。

教会人士可能夸大了破坏程度：他们对异教暴力更敏感，此外还刻意强调破坏的规模，以劝告同胞悔改自身的道德过失。

此外，我们完全可以认为，阿尔弗雷德国王有着强烈的动机去夸大这场灾难的规模，以便更有力地彰显自身功绩的重要性，促使威塞克斯以外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将西撒克逊人视作解放者而非竞争对手。

解读证据

我们必须不能过度修正历史。如一位史学家在论及约克最后一位维京国王“血斧”埃里克（Erik Bloodaxe）时所作评语：“他能得此名号，并非他擅长带孩子！”当时的土地特许状常常注明土地授予时间限于“只要基督教信仰在不列颠存续”，暗示时人对其延续性存疑。

教会土地持有量也减少了。根据1086年《末日审判书》，教会在全国拥有20%至33%的土地，但在受维京袭击最深重的北部与东米德兰兹，教会持有量始终低于10%——这些地区正是860年代至870年代维京袭击失控并不断蔓延时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

此外，现存前维京时代的土地特许状极为少量，表明教会图书馆与档案存在大量流失，识字率随之下降。844年至864年期间，一位肯特贵族妇人承诺从她在布拉德伯恩的庄园定期向坎特伯雷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的修士们供给物资。她也特别声明，如果因为“异教军队”（hæðen here）导致连续三年无法履行承诺，则该庄园将全数归修道院所有。此类条款的重要性，恰恰说明了维京人威胁之深。

但在爱尔兰，根据《爱尔兰编年史》（Irish annals）的记载，九世纪有记录的维京袭击中，四分之一集中在六座修道院。苏格兰的爱奥那岛（Iona）在795年至825年间至少遭到维京人四次劫掠。这清楚地表明：这些宗教社群在经历极端暴力后幸存，因此成为后续袭击的反复目标。英格兰很多修道院似乎也面临类似的情况。此外，尽管修道院屡屡遭遇亵渎和破坏，基督教在基层民众中依然蓬勃发展，几乎没有证据显示异教复兴。

这点尤为重要。尽管现代考古发现很多维京遗迹，但在英格兰极少发现明确的异教维京墓葬。这既反映本土基督教的活力，也表明斯堪的纳维亚移民愿意主动同化。考虑到当时并无系统的基督教传教活动，此种转变必然源自基督徒邻舍的生命见证，以及基督教信仰本身的吸引力——它提供了一个联结西欧的信仰共同体。

这就与“异教徒肆意焚毁基督教社群”的刀光剑影形象大相径庭。考古记录的“沉默”恰恰发出响亮的反驳。在890年代，在869年杀害东盎格利亚国王埃德蒙（也就是埃德蒙殉道者）的维京人之孙辈，已经开始铸造印有“圣埃德蒙”字样的钱币！941年，出身“异教大军”的奥达（Oda）成为改革派坎特伯雷大主教。奥达的侄子奥斯瓦尔德（Oswald of Worcester）后来出任约克大主教。

在北方，约克大主教甚至能在仍信奉异教（或混合信仰）的统治者治下，为基督教社群争取未来。根据十世纪中期的匿名著作《圣卡斯伯特传》记载的一个传统，早在九世纪末，卡莱尔（Carlisle）修道院院长竟然负责甄选和公开宣告新的维京国王。这件事似乎发生在880年代，明显承袭圣徒传的传统：圣卡斯伯特在异象中向院长显现，宣称泰恩河至威尔河之间的全境归其特别管辖。这是在暗示，一场异教君王的加冕礼，竟然因为圣卡斯伯特遗骨的在场而获得合法性。

这一传奇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视角，揭示了教会与维京军队之间的关系——远非将后者视作单纯的教堂劫掠者。它在表明，当地的本地诺森布里亚基督徒与信奉异教的斯堪的纳维亚新来者之间，发生过某些浮想联翩的政治互动。

所有这一切都在表明，盎格鲁-撒克逊教会在一度看似灾难性的环境中，依然具备寻求出路、继续前行的协商能力。这也印证了那些未曾留下姓名的基督徒对异教移民产生的深远影响，尽管没有文字史料记录下他们的行动。在短短两代人之内，这些异教移民便已经皈依基督教。最初，这种皈依的形式无疑是十分复杂的，且常常带有妥协色彩。但随着时间推移，最终在英格兰形成的是一个融合了盎格鲁与北欧传统的基督教社群。基督的十字架最终胜过托尔的铁锤。

源自Christian Today。马丁·惠托克（Martyn Whittock）是一位历史学家、评论员、专栏作家，也是英国圣公会的持证平信徒牧师。他已出版五十七部著作（包括独著与合著），代表作品包括：《夏娃的女儿们》（Daughters of Eve，2021）、《耶稣：未官方的传记》（Jesus the Unauthorized Biography，2021）、《末日再临？》（The End Times, Again?，2021）、《十字架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Cross，2021）、《末世政治》（Apocalyptic Politics，2022）以及《美洲维京人：北欧人如何驶入美洲的土地与想象》（American Vikings: How the Norse Sailed into the Lands and Imaginations of America，2023）。他最新出版的著作（于今年四月发行）是《东方的维京人：从弗拉基米尔大帝到弗拉基米尔·普京——俄罗斯与乌克兰争议遗产的起源》（Vikings in the East. From Vladimir the Great to Vladimir Putin – the Origins of a Contested Legacy in Russia and Ukraine）。